回首2014，中央高瞻远瞩，针对改革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作出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部署，“深改元年”实现了良好开局。自贸区、简政放权、财税等领域改革进展迅速。改革形成了上下联动、主动作为、蹄疾步稳、狠抓落实的好局面，呈现出全面播种、次第开花的生动景象。
 

    展望2015，除了深改关键年本身所承载的任务外，这一年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和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面对艰巨的改革任务，尤其 需要抓好改革任务统筹协调，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重点提出一些起标志性、关联性作用的改革举措，把需要攻坚克难的硬骨头找出来，把需要 闯的难关、需要蹚的险滩标出来，加强对跨区域跨部门重大改革事项协调，一鼓作气、势如破竹地把改革难点攻克下来。
 

    2015年，多领域的改革方案已在决策层的统筹设计中。这让各界对深改关键年又充满期待。在新一年中，哪些改革将成为重点？业已破题的改革能否顺利推进？经济新常态下，改革的逻辑与顺序又该如何把握？改革过程中需要着力破除哪些“中梗阻”？
 

    新年伊始，《瞭望》新闻周刊约请国内十一个权威智库，对改革给出多视角总结与判断，一起为改革把把脉，意在为今年的改革集中智慧，为改革决策提供一些参考。
 

　　“全面深改”处理好四大关系
 

    “重点提出一些起标志性、关联性作用的改革举措”是中央深改组第八次会议提出的明确要求。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根据这一要求，新一年的改革要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展望2015年的改革，迟福林认为，当前改革的时间空间约束在增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也越来越临近。除了要完成全面深化改革确定的重点任 务外，还需要为“十三五”开局奠定良好的基础。这也是抓住经济转型升级的窗口期和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期的现实需要。
 

    回顾2014年，迟福林表示，是在历史转折时期改革思路有重大突破的一年。从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到四中全会部署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在改革思路上历史自觉、历史担当更为凸显。


    不仅如此，在他看来，把全面深化改革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结合起来、把全面深化改革和反腐败等结合起来，是与国家发展大趋势紧密结合形成的大思路、大手笔。
 

    对于2015年及未来一段时期的改革，迟福林认为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把握五大重点。
 

    一是混合所有制的改革需要深化。“发挥社会资本的作用，创造新的发展空间，离不开这一改革的深入推进。”迟福林说。
 

    二是服务业市场的开放。目前国务院正逐步采取措施，健康、医疗、教育、体育等都对引入社会资本做出了政策规定。迟福林表示，加快推进服务业市场的开放和制度创新，形成各类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的市场格局，在这方面，还需要总体设计，加大力度。
 

    三是市场监管方面的改革需深入推进。如何建立一个独立有效的市场监管体系，这是在政府简政放权后需要尽快解决的问题。如何统筹分散在相关部门的市场监管权，保证市场监管不扯皮，这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四是加快推进以金融为重点的结构性改革。比如中小银行、民营银行等发展速度过慢，金融现有的格局与实体经济的发展严重不相适应，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的问题。
 

    五是农村土地改革和收入分配改革。农村土地的改革和收入分配密切相关。三中全会决定已经指出了改革的方向，但目前突破不大。具体到收入分配改革上，总体思 路是提低、扩中、限高。迟福林认为，在这方面国家需要开展收入分配改革的战略研究，比如社会保障制度的统一就需要提速，要建立公平、统一、可持续的社会保 障制度。
 

    结合改革实践观察，迟福林认为，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历史关节点，增长、转型、改革高度融合，转型与改革的时间空间约束全面增强，改革与危机赛 跑的特点突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时间节点是2020年，改革的时间空间约束也在增强，经济转型到了最后窗口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到了临界点。这就要求要增 强改革的紧迫感，抓住经济转型升级的窗口期和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期。”迟福林说。
 

    实现上述目标，他认为，改革尤其需要处理好四大关系。
 

    其一，处理好顶层设计和基层试点的关系。改革需要一些重要试验，不“抢跑”但先行试验仍然重要，在顶层设计、顶层决策的背景下某些改革通过基层试点，发挥基层的积极性、创造性，从而对全面改革起到积极作用，这很重要。
 

    其二，处理好中央和地方在改革上的关系。有些是中央统一部署的改革，必须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去做，但有一些改革是需要地方主动承担责任的，必须要结合自身实 际往前迈进。不能够说中央统一的改革就去推进，但面对地方突出矛盾就不去主动作为。现在看，地方从自身出发进行的大胆探索显然不够。
 

    其三，改革的统一协调和分工落实要有机结合。过去过于强调部门改革，结果由于部门利益、行业利益掣肘，改革很难推进。另一方面，部门又必须有所作为，不能消极对待。重大利益问题上要强调统筹协调，同时要强化部门的落实责任。
 

    其四，立法与改革发展要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并强化改革的责任担当，使得从上到下全面发挥改革的积极性。